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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章 中国学术之趋势(2)

  由道流而为德,为仁,为义,为礼,为刑,为兵,道是本源,兵是末流。老子屡言兵,他连兵都不废,何至会废礼?他说:“以道佐人主者,可以兵强天下。”又说:“夫慈以战则胜。”慈即是仁,他用兵之际,顾及道字仁字,即是顾及本源之意。用兵顾及仁字,才不至于穷兵黩武,用刑顾及仁字,才能哀矜勿喜,行礼顾及仁字,才有深情行乎其间,不至徒事虚文,行仁义顾及道德,才能到熙熙皞皞的盛世,不是相响以湿,相濡以沫。我们读《老子》一书,当作如是解。老子用兵之际,都顾及本源,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。

  老子说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,恬淡为主。”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,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,是说:“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,不得已而用之,道德为主。”老子明知“兵之后必有凶年”,到了不得已之时,还是要用兵,即知他明知礼之后,必有兵刑,到了不得已之时,还是要用礼。吾故曰,老子不废礼。惟其不废礼,以知礼守。礼名于世,所以孔子才去问礼。老子知兵之弊,故善言兵,知礼之弊,故善言礼。

  用刑用兵,只要以道佐之,以慈行之,民风也可复归于朴。庄子曰:“假道于仁,托宿于义,以游于逍遥之虚……逍遥无为也。”由此知用刑用兵,也是假道于刑,托宿于兵,以达无为之域。我们识得此意,即知老子说“失义而后礼”,说“礼仁忠信之薄”,与孔子所说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”同是一意。

  五、“绝圣弃智、绝仁弃义”之本意

  老子说: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,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,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。”又说: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,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又说:“大道废有仁义,智慧出有大伪”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,这也未免误解。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,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,才能窥宇宙自然之理。一切事,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,如果不绝圣弃智,本我个人的意见做去,得出来的结果,往往违反自然之理。宋儒即害了此病,并且害得很深。例如: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一类话,就是害的这个病。洛蜀分党,也是害的这个病。他们所谓理,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,戴东原说:“宋以来儒者,以己之见,硬坐为圣贤立言之意……其于天下之事也,以己所谓理,强断行之。”又曰:“其所谓理者,同于酷吏所谓法,酷吏以法杀人,后儒以理杀人。”东原此语,可谓一针见血,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,必不会有这种弊病。

 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,一切事顺天而动,如四时之行,百物之生,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,《庄子》一书,全是发挥此理。苏子由解老子说道:“大道之隆也,仁义行于其中,而民不知,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。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,而以智慧加之,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。六亲方和,孰非孝慈,国家方治,孰非忠臣,尧非不孝而独称舜,无瞽瞍也,伊尹周公非不忠也,而独称龙逢比干,无桀纣也,涸泽之鱼,相晌以沫,相濡以湿,不知相忘于江湖。”由于这种解释,深得老子本旨。昌黎说老子小仁义,读了子由这段文字,仁义乌得不小。嬴秦时代,李斯赵高,挟智术以驭天下,叛者四起,即是“智慧出有大伪”的实证。汉初行黄老之术,民风浑朴,几于三代,即是“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”的实证。

  老子绝圣弃智,此心浑浑穆穆,与造化相通,此等造诣极高。孔子心知之,亦曾身体力行之,但只能喻之于心,而不能喻之于口,只可行之于己,而不能责之于人。孔子不言性与天道,非不欲言也,实不能言也,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。孔子曰:“天何言哉,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。”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,原是一贯。重言“天何言哉”,反复赞叹,与老子所说“吾不知其谁之子,象帝之先”,“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”等语绝肖。苏子由曰:“夫道不可言,可言皆其似者也,达者因似以识真,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。”子由识得此旨,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:“解老子者众矣,而子由最高。”

 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,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,寻常人自然做不到。我们既然做不到,而做出的事,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,又是要不得的,这拿来怎样办呢?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,这个法子,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。孔门教人,每发一念,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,良心认为对的即是善,认为不对的即是恶。恶的念头,立即除去,善的念头,就把他存留下,这即是《大学》上的诚意工夫。这种念头,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,何故?人是宇宙一分子,我们最初发出之念,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,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。我把这个念头,加以考察,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,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,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个法子,岂不简单极了吗?有了这个法子,我们所做的事,求与自然之理相合,就不困难了。所难者,何者为善念,何者为恶念,不容易分别。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,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,把眼前所见的事,仔细研究一下,何者为善,何者为恶,把它分别清楚,随后我心每动一念,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,这就是格物致知了。孔门正心诚意,格物致知,本是非常简单,愚夫愚妇,都做得到,不料宋明诸儒,把他解得玄之又玄。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,并且说:“至于用力之久,而一旦豁然贯通焉,则重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,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直是禅门的顿语,岂不与《中庸》所说“愚夫愚妇,与知与能”相悖吗?我们把正心诚意,改作“良心裁判”四字,或改作“问心无愧”四字,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。

  六、盈虚消长循环之轨道

  老子的学说,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。什么是盈虚消长呢?试作图说明之,如图由虚而长、而盈、而消,循环不已,宇宙万事万物,都不出这个轨道。以天道言之,春夏秋冬,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,以人事言之,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“贫贱生勤俭,勤俭生富贵,富贵生骄奢,骄奢生淫佚,淫佚又生贫贱”,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。老子之学,纯是自处于虚,以盈为大戒,虚是收缩到了极点,盈是发展到了极点,不动则已,一动则只有发展的,这即是长了。如果到了盈字地位,则消字即随之而来,这是一定不移之理。他书中所谓“弱胜强,柔胜刚”,“高以下为基”,“功成身退天之道”,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,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”,“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”,“多藏必亡”,“高者抑之,下者举之”,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,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,将欲废之,必固与之,将欲夺之,必固与之”,种种说法,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。这个原则,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,等于瓦特发明蒸汽,各种工业都适用。

  七、老子论兵法

 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,应用到军事上,就成了绝妙兵法。试把他言兵的话,汇齐来研究,即知他的妙用了。他说:“以道佐人主者,不以兵强天下,其事好还……善者果而已。”又曰:“夫佳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”。又曰:“以奇用兵。”又曰:“慈故能勇……夫慈以战则胜,以守则固,天将与之,以慈卫之。”又曰:“善为士者不武,善战者不怒,善胜敌者不争。”又曰:“用兵有言,不敢为主而为客,不敢进寸而退尺,祸莫大于轻敌,轻敌几丧我宝,故抗兵相加,哀者胜矣。”又曰:“勇于敢则杀,勇于不敢则活。”又曰:“坚强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,是以兵强则不胜。”可知老子用兵,是出于自卫,出于不得已,以慈为主。慈有二意:一是恐我的人民,为敌人所杀;二是恐敌人的人民,为我所杀。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,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,我才起而应之,即所谓“不敢为主而为客”,虽是起而应之,却不敢轻于开战,“轻敌几丧我宝”,这个宝字,就是“我有三宝”的宝字。慈为三宝之一,轻于开战,即是不慈,就算失去一宝了。我既不愿战,而敌人务必来攻,我将奈何?老子的法子就是守,敖曰:“以守则固”。万一敌人猛攻,实在守不住了,又将奈何?老子就向后退,宁可退一尺,不可断一寸,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,敌人还要来攻,如果不开战,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死,进可谓不慈之极了。到了此刻,是不得已了,也就不得不战了。从前步步退让,极力收敛,收敛到了极点,爆发出来,等于炸弹爆裂。这个时候,我的军士,处处是死路,惟有向敌人冲杀,才是生路,人人悲愤,其锋不可挡。故曰:“哀者胜矣。”敌人的军士,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,向前冲是必死的路,向后转是生路,有了这种情形,我军当然胜。故曰:“以战则胜。”敌人的兵恃强已极,“坚强者死之徒”,他当然败。这真是绝妙兵法,故曰:“以奇用兵。”韩信背水阵,即是应用这个原理。

 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,成书十三篇,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。孙子曰:“卑而骄之。”又曰:“少则逃之,不若则避之。”又曰:“不可胜者守也。”又曰: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。”又曰:“投之无所往,死且不北。”又曰:“兵士甚陷则不惧,无所往回固,深入则拘,不得已则斗。”又曰:“投之无所往,剧之勇也。”又曰:“帅与之期,如登高而去其梯,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,而发其机,若驱群羊,驱而往驱而来,莫知断之,聚三军之众,投之于险,此将军之事也。”又曰:“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。”又曰:“投之亡地然后存,陷之死地然后生”。又曰:“始如处女,敌人开户,后如脱兔,敌不敢拒。”凡此种种,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,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。都是初时收敛,后来爆发,孙子曰:“将军之事静以幽。”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,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,合并而成的。足知孙子之学,渊源于老子。所异者:老子用兵,以慈为主,出于自卫,出于不得已,被敌人逼迫,不得不战,战则必胜。孙子则出于权谋,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,以激战胜之功,把老子的以奇用兵的奇字,发挥尽致。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,都有这种现象,就是把最初之说,引而用之,扩而大之,惟其如此,所以独成一派,老子的虚静无为,连兵事上都用得着,世间何事用不着。因为老子窥见于宇宙的真理,所以他的学说,无施不可。

  八、《史记》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

  韩非《主道》篇曰:“虚静待令。”又曰:“明君无为于上。”这“虚静无为”四字,是老子根本学说,韩非明明白白提出,足见他渊源所自。其言曰:“若水之流,若船之浮,守自然之道,行无穷之令。”又曰:“不逆天理,不伤情性,不吹毛而求小疵。不洗垢而察穷,不引绳之外,不维继之内,不及法之外,不缓法之内,守成理,因自然,祸生于道德,而不出于爱恶。”可见他制定的法律,纯是本于自然之理,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,并不强人以所难。他说:“明主立可为之赏,设可避之斗,故贤者获赏,而不肖者少罪。”可见他所悬的赏,只要能够努力,人人都可获得,所定的罚,只要能够注意,人人都可避免。又曰:“明君之行赏也,暖乎如时雨,百姓利其泽,其行罚也,畏乎若雷霆,神圣不能解也,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,诚有过则虽近亦必诛。”事事顺法律而行,无一毫私见。他用法的结果是:“因道全法,君子乐而大奸止,淡然闲静,因天命,持大体,上下交顺,以道为舍。”还是归于无为而止。

  老子讲虚静,讲无为;韩非也是讲虚静,讲无为。黄老之术,发展出来,认为申韩之术,收敛起来,即为黄老,二者原是一贯。史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,即是这个道理。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,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,不伦不类。试想史迁父子,都是深通黄老的人,他论大道则先黄老,难道对于老氏学派,还会谈外行话吗?不过韩非之学,虽是渊源于老子,也是引而申之,扩而大之,独成一派。老子曰:“我无为而民自化。”韩非曰:“明君无为于上,群臣竦惧乎下。”在老子口中,何等恬适,一出韩非之口,凛然可畏,惟其如此,所以才独立成派。

  庄子与韩非,同是崇奉老子,一出世一入世,途径绝端相反,而皆本之于无为。庄子事事放任,犹可谓之无为,韩非事事干涉,怎么可谓之无为呢?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,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,所以谓之无为。韩非是顺应自然,制出一个法律,我如依着法律实行,丝毫不出入,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,故韩非之学也归于无为,因为他执行法律时,莫得丝毫通融,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,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。

  韩非说:“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,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。”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,并不苛细。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,入关之初,“除秦苛法,约法三章,杀人者死,伤人及盗抵罪。”“苛法”是投鼠之物,把它除去,自是黄老举动;“杀人者死,伤人及盗抵罪”,是设柙服虎,即是韩申手段。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,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?

  九、老子哲学统领诸子百家之说

  道流而为德,德流而为仁,仁流而为义,义流而为礼,礼流而为刑,刑流而为兵,道德居首,兵刑居末。孙子言兵,韩非言刑,而其源皆出于老子。我们如果知道:兵刑与道德相通,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。老子三宝,一曰慈,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孔子温良恭俭让,俭字与老子同,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,孔子常言仁,即是老子之慈,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。墨子之兼爱,即是老子之慈,墨子之节用,即是老子之俭,老子曰:“用兵有言,不敢为主而为客,不敢进寸而退尺。”又曰:“以守则固。”墨子非攻而善守,足见其与老子相通。战国的纵横家,首推苏秦,他读的书,是《阴符》,揣摩期年,然后才出而游说。古阴符不传,他是道家之书,大约也与老子相类。老子曰:“天之道其犹张弓乎,高者抑之,下者举之。”老子此语,是以一个平字立论。苏秦说六国,每用“宁为鸡口,无为牛后”一类话,激励人不平之气,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,与自然之理相合。所以苏秦的说法,能够披靡一世。老子所说“欲取姑予”等语,为后世阴谋家所祖。他如杨、朱、庄、列、关、尹诸人,直接承继老子之学,更不待说,周秦诸子之学,即使不尽出于老子,也可说老子之学,与诸子不相抵触。既不抵触,也就可以相通。后世讲神仙,讲符录等等,俱托始于老子,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。

  汉朝汲黯,性情刚直,其治民宜乎严刑竣法了,乃用黄老之术,专尚清静。诸葛武侯,淡泊宁静,极赋道家,而治蜀则用申韩。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,根本上是共通的原故。孔孟主张仁义治国,申韩主张法律治国,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,其实是一贯的,诸葛武侯说:“法行则知恩”,这句话真是好极了,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。要施恩先从刑法做起走,行法即是施恩,法律即是仁义。子产治郑用猛,国人要想杀他,说道:“孰杀子产,吾其与之。”后来感他的恩,又生怕他死了,说道:“子产而死,谁其嗣之?”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?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,可见猛的宗旨,至死不变,而所收的效果,却是惠字,《论衡》载:“子谓子产……其养民也惠。”又载:“或问子产,子曰:‘惠人也’。”猛的效果是惠,此中关键,只有诸葛武侯懂得,所以他治蜀尚严,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。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,其实最慈惠者,莫如申韩。申子之书不传,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,对照读之,当知鄙言之不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