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厚黑学 > 厚黑学大全集 > 第36章 中国学术之趋势(5)

第36章 中国学术之趋势(5)

  《谯定传》又载:“袁滋入洛,问易于颐,颐曰:‘易学在蜀耳,盍往求之。’滋入蜀访问,久之,无所遇,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,与语大有所得。”我们细玩“易学在蜀”四字,大约二程在四川,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,不止箍桶翁一人,所以才这样说。

 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,修薛翁祠,作碑记云:“……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,有云。”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,物色之,莫能得,末至一郡,有卖香薛翁,且荷笈之市,午辄扃门默坐,意象静深,道洁以弟子礼见,且陈所学,叟漠然久之,乃曰:“经以载道,子何博而寡要也,与语,未几复去。”宋史云“眉邛间”,吕氏云“至一郡”,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。最后读俊仪王氏《困学纪闻》云:“谯天授之易,得于蜀夷族曩氏,袁道洁之易,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,故曰:学无常师。宋之富顺监,即今富顺县也,是其为富顺人无疑”。(见段玉裁《富顺县志》)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,我们无须深考,总之有这一回事,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。(按:宋史作卖酱,吕王作卖香,似应从吕王,因东莱距道洁不久,宋史则元人所修也。)

  袁滋问易于伊川一无所得,与卖酱翁语,大有所得,这卖酱翁的学问,当然不小,论语上的隐者,如晨门、荷蒉、沮溺、丈人等,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,真实学问如何,不得而知,箍桶翁和卖酱翁,确有真实学问表现,他二人易学的程度,至少也足与程氏兄弟相埒,卖酱翁仅知其姓薛,箍桶翁连姓亦不传,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。

 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,二人语录中,谈及易的地方,不胜枚举,《宋史张载传》称:载尝坐虎皮,讲易京师,听者甚众。一夕,二程至,与论易,次日语人曰:“比见二程,深明易理,吾所不如,汝辈可师之。”抑坐辍讲。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,然遇着箍桶翁则敬谨领教,深为佩服,此翁之学问,可以相见。袁滋易学,伊川不与之讲授,命他入蜀访求,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,才自谦不如蜀人,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。

  据《困学纪闻》所说,四川的夷族,也能传授高深的《易学》,可见那个时候,四川的文化,是很普遍的,《易经》是儒门最重要之书,《易学》是二程根本之学,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,这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  三、道教方士学派渊源于川蜀文化

 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,俨然道家口吻。他扃门默坐,宜象静深,俨然道家举止。可见其时道家一派,蜀中也很盛,二程在蜀,当然有所濡染。

  宋儒之学,据学者研究,是杂有方士派,而方士派,蜀中最盛。现在讲静功的人,奉《参同契》和《悟真篇》二书为金科玉律,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。

  “悟真篇”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。据他自序,是熙宁已酉年,随龙国陵公到成都,遇异人传授,考熙宁已酉,即宋神宗二年。据伊川所作《先公太中传》称:“神宗即位年代,知汉州,熙宁中议行新法,州且嚣然,皆以为不可。公未尝深论也,及法出,为守令者奉行惟执后,成都一道,抗议指其未便者,独公一人。”神宗颁行新法,在熙宁二年,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,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。平叔自序,有“托遇真筌,安敢隐默”等语。别人作的序有云:“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”,又云:“平叔传非其人,三受祸患。”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,表城距成都,距汉州,俱只百余里。二程或者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,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,二程间接闻也,未可知。

  现在流行的《参同契集注》,我们翻开一看,注者第一个是彭晓,第二个是诸子,彭晓字秀川,号真一子,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,是蜀永康人。永康故治,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。南宋以前,注参同契者十九家,而以彭晓为最先,通行者皆彭本,分九十一章,朱子乃就彭本,分上中下三卷,宁宗元年,蔡季通编贯道州,在“寒泉精舍”与朱子相别,相与订正“参同契”,竟夕不寐,明年季通卒,越二年朱子亦卒,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。

 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:宋儒所讲,无极太极,河图洛书,是从华山道士陈搏传宋。朱子解易,曾言“邵子得于希夷(即陈搏),希夷源流,出自参同契”。宋学既与参同契,发生这种关系,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,出在四川,他是孟昶之臣。孟昶降宋,距二程到川,不及百年。此种学说,流传民间,二程或许也研究过。

  义和团乱后,某学者著一书,说:“道教中各派,具发源于四川。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,在四川鹤鸣山修道,其学流传民间,分为各派,历代相传不绝。”他这话不错,以著者所知,现在四川的教派很多,还有几种传出外省,许多名人,俯首称弟子,这是历历可数的。逆推上去,北宋时候,这类教派当然很盛,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。

  四、佛学禅宗对川蜀文化之影响

  佛教派别很多,末儒所请佛学者,大概指禅宗者而言。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。六祖言:“不思善,不思恶。正凭么时,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?”宋儒教人:“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”,宛然是六祖话头。

  四川佛教,历来很盛,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,号圭峰,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。唐三藏法师玄奘,出家在成都大慈寺,以禅宗而论,六祖再传弟子“马道一,即是张文定所说的马大师,是四川什邡人。他在禅宗中的位置,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,有“五灯会元”可考。他的法嗣,布其天下,时号马祖。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,得道在衡岳,传道在江西,曾回什邡,筑台说法,邑人称为活佛。(《什邡县志》。)二程到四川的时候,当然他的流风余韵,犹有存者。什邡与汉州毗连,现在什邡商景关内,有雪门寺。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,后人于佛殿前,建堂祀二程,把寺名改为雪门,取“立雪程门”之义。(《什邡县志》。)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,要跑到什邡去读?一定那个庙子内有个高僧,是马祖法师。二程曾去参访,庄了许久,一般人就说他去读书了。

  马祖教人,专提“心即是佛”四字。伊川曰“性即理也”,宛然马祖声口,这种学理,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。

 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,名震一时,著有“大慧语录”,朱子也曾看他的书,并引用他的话,如“寸铁伤人”之语。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,他的母亲秦国夫人,曾在大慧门下,参禅有得,事载“五灯会元”。大慧之师圆悟,是成都昭觉寺和尚,著有“圆悟语录”,成都昭觉寺,现有刻板,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,备极推崇。圆悟与二程,约略同时,二程在川之时,四川禅风当然很盛,二程当然有所濡染。

  五、二程及其讲道台

  二程的父亲,卒于元祜五年庚午,年八十五岁,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,年六十三岁。其时王安石历行新法,明道曾力争不听,他们兄弟,不愿与安石共事。因为父亲年已高,所以侍父来蜀。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,伊川生于二年癸酉,二人入蜀时,年三十六七岁,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,当然专心研究学问。王阳明三十七岁,谪居贵州龙场驿,大悟格物致知之旨。与二程在汉州时,年龄相同,不得志于政治界,专心研究学问,忽然发明新理,也是相同。

  现在汉州城内,开元寺前,有“二程讲道台”,(《汉州志》)可见二程在汉州,曾召集名流,互相讨论,把三教的道理,融会贯通,恍然有得,才发明所谓宋学,伊川所说的“返求诸六经,然后得之”,大约就在这个时候。汉州开元寺,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。

  宋明诸儒,其初大都出入佛老,其所谓佛者,是指禅宗而言,其所谓老者,不纯粹是老子,兼指方士而言,阳明早年,曾从事神仙之学,并且修习有得,几于能够前知,有阳明年谱可证。不过阳明不自讳,宋儒就要多方掩饰,朱子著“参同契考异”托名“华山道士邹诉”,不直署己名,掩饰情形,显言可见。

  二程是敏而好学、不耻下问的人,遇着箍桶匠,都向他请教,当然道家的紫阳派,真一派,佛家的圆悟派,也请教过的。我们看程子主张“半日读书,半日静坐”,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,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。伊川少时,体极弱,愈老愈健,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,不过后来排斥佛老,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,不肯一一详说,统以“出入佛老”一语了之,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,并笔之于书,后人方才知道。

 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,宋朝的高僧甚多,乃宋史仅有方技传,而高僧则绝不一载。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,元朝修宋史的人,亦染有门户习气,一意推崇道学,特创道学传,以位置程朱诸人,高僧足与程朱争名,故削而不书,方技中人,不能夺程朱之席,故而书之。以我揣想,即使二程曾对人言:在蜀时,与佛老中人,如何往还,宋史亦必削而不书,箍桶翁,加卖酱翁,不能与二程争名,才把他写上,其余的既削而不书,我们也就无从详考。

  六、贯通三教本意的宋学

  箍桶翁卖酱翁传易,张平叔、彭晓传道,圆悟传禅,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。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?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,四川学风就很盛。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,扬州第一,四川第二,有“扬一蜀二”之称。唐都陕西,地方与蜀接近,那个时候的名人,莫到过四川的很少,所以中原学术,就传到四川来。加以五代时,中原大乱,许多名流,都到四川来避难。四川这个地方,最适宜于避难,前乎此者,汉末大乱,中原的刘巴、许靖都入蜀避难,后乎此者,邵雍临死,说“天下将乱,惟蜀可免。”他的儿子邵伯温,携家入蜀,卒免金人之祸。昔人云:“天下未乱蜀先乱,天下已治蜀后治。”这是对乎中原而言,因为地势上的关系,天下将乱,朝廷失了统御力,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,故谓之先乱,等到中原平定了,才来征服,故谓之后治,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,内部是很安定的。

  五代时,中原战争五十多年,四川内政很修明,王孟二氏,俱重文学。《十国春秋》说王建“雅好儒臣,礼遇有加”。又说王衍“童年即能文,甚有才思”。孟蜀的政治,比王蜀更好,孟氏父子二世,凡四十一年,孟昶有位三十二年。《十国春秋》说孟昶“劝善恤刑,肇兴文教,孜孜求治,与民休息”。又曰:“后主(指昶)朝宋时,自二江至眉州,万民拥道痛哭,恸绝者凡数百人,后主亦掩面而泣。藉非慈惠素著,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。”这是孟昶亡国之后,敌国史臣的议论,当然是很可信的。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,大书曰“尔奉尔禄,民膏民脂,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”这十六字,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,颁行天下的(见容齐续笔戒石铭条),昶之整饬吏治,已可概见。

  后世盛称“文景之治”,文帝在位二十三年,景帝在位十六年,合计不过二十九年。孟氏父子,孜孜求治,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,真可谓太平盛世。国内既承平,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。加以盂昶君臣,都提倡文学,《十国春秋》曰:“帝(指昶)好学,为文皆本于理。”居恒谓李吴徐光溥曰:“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,朕不为也。”他的宰相毋昭裔,贫贱时向人借“文选”,其人有难色,他发愤说道:“我将来若贵,当镂板行之。”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,请后主镂板印九经,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。自己出私财营学宫,立教舍,又刻文选,初学记,白氏六帖。国亡后,其子守素斋至中朝。诸书大章于世,纪晓岚著四库提要,叙此事。并且说:“印行书籍,创见如此”,他们君臣,在文学上的功绩,可算不小。

  盂昶君臣,既这样的提倡文学,内政又修明,当然中原的学者,要向四川来。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,普及到了民间,二程和袁滋,不过偶尔遇着两个,其余未遇着的,不知还有若干。因为有了这样普遍的文化,所以北宋时,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稹诸人。苏子由说:“辙生十九年,书无不读。”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,他在何处寻书来读?若无名人指示门径,怎么会造成大学问?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,二程二苏,与孟蜀相距不远,他们的学问,都与孟昶有关。子夏居西河,魏文侯受经于子夏,初置博士官,推行孔学。秦承魏制,置博士官,伏生、叔孙通、张苍,皆故秦博士。梁任公说:“儒教功臣,第一是魏文侯”,我们可以说:“宋学功臣,第一是孟昶。”

  隋朝智者大师,居天台山,开天台宗,著有《大小止观》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,字子微,也居天台山,著有《天隐子》,又著《坐忘论》七篇。玉涧杂书云:“道释二氏,本相矛盾,而子微之学,乃全本于释氏,大抵以戒定慧为宗……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,实相表里,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,盖智者所居,知其渊源有自也。”(《图书集成·道教部杂录》。)由此知: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,只要同在一个地方,就有融合之可能。五代中原大乱,三教中的名人,齐集成都。仿佛三大河流,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,天然该融合为一。大约这些名流,云集成都,互相讨论,留下不少的学问。明道弟兄来川,召集遗老,筑台讲道,把它集合来,融会贯通,而断以己意,成为一个系统,就成为所谓宋学。

  七、被视为异端邪说之苏子由学说

  大家只知程氏兄弟是宋学中的泰斗,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,其成就,较之程氏兄弟,有过之无不及。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,此人为谁?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。程氏兄弟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,还要蒙头盖面,自称是孔孟的真传。子由著有“《老子解》,自序著此书时,曾同僧道全商酌,他又把《中庸》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,和六祖“不思善,不思恶”等语,合并研究,自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,较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。子由之孙苏籀,记其遗言曰:“公为籀讲老子数篇,曰‘高出孟子二三等矣’。又曰:‘言至道无如五千文’。”苏籀又说:“公老年作诗云:‘近存八十一章法,从道老聃门下人。’盖老而所造益妙,录录者莫测矣。”子由敢于说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,自认从道老聃门下,这种识力,确在程氏兄弟之上。苏东坡之子苏迈等,著有《先公手泽》,载东坡之言曰:“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,读之不尽卷,废卷而叹。使战国有此书,则无商鞅韩非,使汉初有此书,则孔老为一,使晋宋间有此书,则佛老不为二,不意晚年见此奇特。”我初读东坡此段文字,心想子由此书,有甚好处,值得如此称叹,后来始知纯是赞叹他融合三教的工作。

  明朝有个李卓吾,同时的人,几乎把他当作圣人。他对于孔子,显然攻击,著《藏书》六十八卷。自序有曰:“前三代吾无论矣,后三代汉唐宋是也,中间数百余年,而独无是非者,岂其人无是非哉。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因未尝有是非耳。”又曰:“此书且可自怡,不可示人,故名藏书也。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,索出不已,予又安能以已耶。”但戒曰:“览则一任诸君览,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则善矣。”他生在明朝,思想有这样的自由,真令人惊诧,他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,闹得书被焚毁,身被逮虏,直至自刎而死,始终持其说不变。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,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,万历二年,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,题其后曰:“解老子者众矣,而子由最高……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,宜其善发老子之蕴,使五千余言,烂烂如皎月,学者断断乎不可日去手也。解成示道全,当道全意,寄子瞻,又当子瞻意,今去子由,五百余年,不意复见此奇特。”卓吾这样的推崇子由,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