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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9章 厚黑教主传(3)

 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,《四书备旨》及《味根录》等书,虽是庸俗,但却字字推敲,细如茧丝牛毛。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。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,凡是两不相关的事,我都可把它联合起来成为一片。故我著书谈理,带得有八股义法。因此我在《迂老随笔》中曾说:“道家者流,出于史官;儒家者流,出于司徒之官;厚黑学,则出于八股之官。”

  我在“厚黑丛话”中曾说:“父亲给我命的名,我嫌他不好。”究竟是何名,我也可说一下。我自觉小时很醇谨,母亲绩麻纺线,我依之左右,母亲叫我出去耍,也不去,说我很像女孩子。娶亲则说我小时(大约指一二岁言)非常的横,毫不依理,见则呼我为“人王”,我父把人王二字,合成一全字,加上派名世字,名为“世全”。算命先生,说我命中少金,父亲加上金旁,成为世铨。我在茂源井读书,请建侯老师,与我改号,他改为秉衡。乙未年,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,为四川总督(后未到任),刘七老师对我说道:“你的号,与总督同名,可把它改了。”七老师也会算命,他说我命中少木,并不少金,我见《礼记》上有“儒有今人与居,古人与稽,今世行之,后世以为楷”之语,就自己命名世楷,字宗儒(后来才改为宗吾)。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,都是仄声,改为世权,我不愿意,仍用世楷。

  最值得研究的,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,我自觉在行为上,处处循规蹈矩,而作起文字来,却是横不依理,任何古圣先贤,我都可任意攻击。

  《厚黑学》和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这两篇文字,不说了。我著《考试制度之商榷》,提出一种办法,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,不合我的办法,我把它攻击得体无完肤。我著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,创出一条公例,斯密不合我的公例,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。这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,颁出一条法令,凡欲违反法令者,都拿去斩杀一般。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,难道有生之初,我就秉此天性吗?一般人呼我为教主,莫非教主之地位,与人王相等吗?释迦一出世就说:“天上地下,唯我独尊。”我难道不是和他相似吗?所以1912年,发表《厚黑学》,署名曰:“独尊。”然则教主也,人王也,盖一而二,二而一也。

  我的思想系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  1912年,我发表《厚黑学》,受的影响,真是不小。处处遭人疑忌,以致沦落不偶,一事无成,久之又久,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,才与我相忘于无形。但是,常常有人问我,发表此文,动机安在?目的安在?是否愤世嫉俗,有意同社会捣乱,抑或意在改良社会,特将黑幕揭穿?我说:“我写此文,最初目的,不过开玩笑罢了。”

  清朝末年,我入四川高等学堂学习,与同班友人张列五(名培爵,1915年,在北平殉义,重庆浮屠关,有衣冠墓。)加入同盟会,光绪三十三年(公元1907年)毕业,列五对我说道:“将来我们起事,一定要派你带一支兵。”我听了很高兴,就用归纳法,把历史上的英雄(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)一一考察,寻他成功秘诀,很久也没有收获。宣统二年(公元1910年),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(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)。一夜卧在监督室,偶然想到曹操刘备几个人,恍然大悟,就把厚黑学发明了。每逢朋友聚会动不动讲说之,以供笑乐。友人王简恒说:“你说的道理很不错,但是我要忠告你,你照着你的说法,埋头做去,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,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,更不可形诸笔墨,否则于你种种不利。”雷民心也说:“厚黑学,是做得说不得的。”后来我不听良言,竟把它发表了。

  辛亥年(公元1911年)武昌起义,重庆响应,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,成都跟着反正,成渝合并,列五到省里,退居副都督,专管民政,我在自流井家中,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绪初上省里去。那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,办一报名叫《公论日报》。我住报社内,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,我想不出什么文章,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。我开始很迟疑,绪初说:“你可以写出,我替你作一序。”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,循规蹈矩,简恒民心等人,都呼之为“廖大圣人”。我想,圣人都说写得,当然写得。就写出来开玩笑,哪知所产生影响,果不出简恒民心的所料。

  我发表此文,用的笔名,是“独尊”二字,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。以为我会如何如何,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,这个学说反成了天地鬼神,降临在上,在旁,每想做一事,才一动念,自己想道:像这样做去,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?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,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,根源实在于此。厚黑学,真把我误了。

  后来我才悟得:《厚黑》二字,确是成功秘诀,而且是办事上的必要技术。用这种技术,以图谋一己的私利,我们名之曰厚,曰黑,用此种技术,以图谋众人之公利,则厚字就成为忍辱负重的人,都是刚毅果断的人。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,一旦注定众人公利,放手去做,举世非之而不顾,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?无奈悟得时,年已老矣,机会已过矣,回想生平,追悔莫及,只好著书立说,将此秘诀,传之于人。下面分经济、政治、国际三方面把我的主张写出来。

  (一)关于经济方面:我们改革经济制度,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,何者应归公有,何者应归私有,划分清楚,公者归之公,私者归之私,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。

  (二)关于政治方面:我国(注: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,下同)辛亥革命以后,改为民主共和国,意欲取法欧美,这是一种错误。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,办法很简单,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,打一个颠倒,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制,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,把一个皇帝权,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,每人各执一块,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。

 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,互相冲突。孙中山先生讲“民权主义”曾说:“美国制宪之初,主张地方分权者,认为人性是善的,主张中央集权者,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。”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,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。我们已经知道人性是浑然的,无善无恶,所以我们制定宪法,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,合而为一,如能一一办到,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,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,直达中央,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。大总统在职权内,发出的命令,人民当绝对服从,俨然专制国的皇帝,是为独裁主义,大总统去留之权,操诸人民之手,国家兴革事项,由人民议决,是为民主主义,如此则两大潮流,即合而为一。

  中山先生曾说:“政治里头,有两个力量,一个是自由的力量,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,好似物理学里头,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。”又说:“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,这两个力量,是主张双方平衡,不要各走极端,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,互相保持平衡一样。”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,运用到政治上,是一种新发明。物理上,离心力、向心力,二者互相为用,所以政治上,也是放任与干涉,二者互相为用。从前欧洲国家,对于工商业,行干涉主义,以致百业凋敝,亚当·斯密著《原富》一书,力持放任主义,欧人实行其说,骤致富强,可惜放任太过,酿成资本家的专横,社会上扰攘不安。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的原理,把土地、工厂、银行和国际贸易,一律收归国有,强制行之,此所谓专制也。私人生活和苦心劳力的营业,一切放任,非有害于社会者,不加干涉,此所谓自由也。两力平衡,自然安定。

  黄帝和老子是放任主义,申不害和韩非子是干涉主义,二者都是医国良药,用之得当,立可起死回生。嬴秦苛刻暴虐,民不聊生;汉代承其后,治之以黄老,刘璋暗弱,刑政废弛;孔明承其后,治之以申韩,因病下药,皆生了大效。

  我国(注: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)今日,病情复杂,嬴秦之病,是害得有的,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,又兼之人心险诈,道德沦亡。应当黄老、申韩、孔孟,三者同时并进。以申韩之法,治贪官污吏、悍将骄兵、奸商贵族,以黄老之道,治老百姓,而正人心,厚风俗,孔孟之书,更不可少。果如此,则中国之病,自霍然而愈。

  (三)关于国际方面:现在的五洲万国,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,古代的春秋战国,是今天五洲万国的缩影。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,应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,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,当先研究春秋战国的纠纷,是如何解决。

 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,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,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,何者不适合,兹讨论如下:

  世界文化,分三大区:一印度,二西洋,三中国。印度地偏热带,西洋地偏寒带,中国则介居温带,三方气候不同,民族性不同,因而产生之主义也不同。温带折衷寒热二带之偏,故中国主义,能够折衷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。

  寒带天然物少,人不刻苦,不能生活,故时时思征服自然,因而产出侵略主义。热带天然物丰富,哇括之需,不虞不足,故放任自然,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。请问:“我国产出的,是何种主义?”要答复这个问题,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,是何种态度?《易经》诡:“裁成天地之道,辅相天地之宜。”所谓天地之道、天地之宜,皆自然也。对于自然,不征服之而辅相之,不放任之而制裁之,因而产出的主义,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,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。这是由于中国古人,生居温带,仰观俯察,创出学说,适应环境,不知不觉,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。其他民族,也有生居温带者,而不能发生同样的主义,则由于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,而以他人的主义为自己的主义也。

 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,是抵抗而不侵略,尽人皆知,老子言无为,孔子言仁义,当然不侵略,但两家之书,都屡屡言兵。老子说:“抗兵相加,哀者胜矣。”孔子说:“我战则克。”所谓克也,胜也,皆抵抗之谓也。

  战国时,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,杨子说:“智之所贵,存我为贵。”这是抵抗的学说。又说:“力之所贱,侵物为贱。”这是不侵略的学说。墨子非攻,当然不侵略,同时墨子善守,公输九攻之,墨子九御之,公输之攻已穷,墨子之守有余,则又富于抵抗办法。二人的主张,都是抵抗而不侵略。不过宣传主义时,杨子为我,偏重在抵抗;墨子兼爱,偏重在不侵略罢了。战国纷乱情形,与现在绝似,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,一般学者研究,觉得舍了杨朱主张,别无办法,所以“天下之言,不归杨,则归墨”。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,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,别无办法。

  孟子说:“善战者服上刑。”而孔子则曰:“我战则克。”这两说岂不冲突吗?只要知道中国主义,是抵抗而不侵略,自然就不冲突了。孔子曾经说:“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。”他说“我战则克”,是就抵抗方面言之。孟子把那些“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,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”的人,痛恨到极点。他说:“善战者服上刑。”是就侵略方面言之。拿现在的话来说,孟子曰“善战者服上刑”,等于说“日本军阀,一律该枪毙”。孔子曰“我战则克”,等于说“抗战必胜。”

  中国崇奉儒教,儒教创始者为孔子,发扬光大者为朱子。孔子学术,本与管仲不同,因管仲能尊周攘夷,于是赞扬曰:“如其仁,如其仁。”又称赞他说:“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推崇备至,为什么?因为其能抵抗也。南宋有金人之祸,隆兴元年(公元1163年),朱子初见孝宗,就说,金人与我,有不共戴天之仇,当立即断绝和议。这些地方,都是儒教精神所在。

  中国主义,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,养成一种民族性,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,无不合乎此种主义。

  例如:秦皇汉武开边,历史学家群起攻之,认为是侵略;汉朝放弃珠崖,论者无不称其符合王道,因为他不侵略;秦桧议和,成为千古罪人,因为他不抵抗;岳飞受万人崇拜,因为他能抵抗。

  唐人诗云:“年年战骨埋荒外,空见葡萄入汉家。”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。又云:“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。”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。至云:“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。此都是我国文人痛恨侵略的表现,乃至受人侵略,则又变成力主用武。

  南宋有金人之祸,陆放翁《游诸葛武侯读书台》诗云:“出师一表千载无,远比管乐盖有余,世上俗儒宁辨比,高堂当日读何书。”直是斥南宋诸儒,只讲理学,不谋恢复。临死示儿诗云: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中国诗人,这类作品很多,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,要从哲学家、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,才考察得出来,至于政治舞台的人,时或发生变更,秦皇汉武的侵略,秦桧的不抵抗,都是变例。

  西洋人性刚,印度人性柔,中国古人,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,《易经》一书,以内刚外柔为美德。

  老子和光同尘,而曰: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,莫之能先。”孔子恂恂如也,而曰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这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。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,养成一种民族性,故中国人态度温和,谦让有礼,这是外柔的表现。一旦义之所在,奋不顾身,这是内刚之表现。惟其内刚,故卢沟桥事变而后,全国抗战,再接再厉,为世界各国所震惊。我国民族性,既已如此,所以五胡、辽金、蒙古、满清,虽肆其暴力,侵入我国,终而无一不被驱逐,故我国对日抗战,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。

  西人倡天演竞争的学说,知有己不知有人,是纯粹利己主义;印度教徒,舍身救世,知有人不知有己,是纯粹利人主义;中国主义则不然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盖人己两利。印度学者,开口就说恒河沙数世界,其目光未免太大,看出世界以外去了,而其国因以灭亡。西洋人又目光太小,讲个人主义,看不见国家和社会,于是乎个人、国家、社会,成为互不相容的三个物体,因而生出种种纠纷。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一以贯之,个人、国家、社会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。六合之外,存而不论。这种主张,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。

  印度实行其主义,而至于亡国;西洋实行其主义,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事实的昭著,既已如此,而今只有返求于中国主义。中国主义是大同主义,我们应将这种主义,在国际上,尽量宣传,使世界各国,一齐走入中国主义,才可以树大同的基础,而谋永久的和平。

 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,纯是“武力战争”。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,叫“心理战争”。三国时,马谡说:“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,心战为上,兵战为下。”是“心理战争”学说的起点,而其原理,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。《孟子》一书,纯是讲“心理战争”。他说:“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,寡助之至亲戚畔之,多助之至天下顺之,以天下之所顺,攻亲戚之所畔,故君子有不战,战必胜矣。”如此之语,不一而足。

  春秋时,兵争不已,遂产生孙子的“兵战哲学”。战国七雄,运用孙子学说,登峰造极,斗力斗智,二者俱穷,于是又产生孟子的“心战哲学”。可惜呀,当时无人用之!现今的形势,绝像战国七雄时代,我们正该运用“心战”之说。问:如何运用?答:只需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。暴秦亡国条件,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,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,同在水深火热之中,中国主义,一发扬出来,一定倾心悦服,就成了“心战”妙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