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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 厚而无形,低调做人(3)

  张公传令要属下刘相前来,刘相到后,张公假意说:“如果我不幸发生意外,被抓去,会很快被处死。这两位是锦衣卫,他们不想抓我,我很感激他们,想拿500两黄金当他们的寿礼,以表心意。”刘相听了,目瞪口呆,说:“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?”张公说:“我常看到你们县里的人,很有钱而且济公好义,我请你替我向他们借。”于是拿出笔来,一共写了9个人名,正好凑够500两的数目。其实,所写的这9个人都是武士。刘相看了以后,恍然大悟。不一会儿,名单上列出的9个人,一个个穿着华丽的衣服,像富贵人家的子弟,手里捧着用纸包着的铁器,先后来到门口,假装说:“张公要借的金子都拿来了,因为时间太紧迫,没有凑足所要的数目,实在过意不去。”一边说,一边装出哀求的样子。两位强盗听说金子到了,又看到这些人果然都像有钱人的样子,就很高兴地说:“张公真的不骗我们。”张公趁两个强盗查看金子的空当,急忙脱身,并大喊抓贼,这9个武士,一拥而上,两个强盗猝不及防,其中一个被抓,另一个自杀身亡。张公遇事从容镇定,不动声色诱盗贼上当,糊涂装得多么彻底!既保全了身家性命、公家钱财,又擒获了强盗。

  能够做到“明知故昧”,绝非易事,如果没有较高的涵养,斤斤计较,肯定做不到这一点。

  古人有“骂如不闻”,“看如不见”的厚黑功夫,既避免了是非,又利于扫平成功的路障。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,才会知道自己的意见不那么绝对,才能更虚心地对待不同意见。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,才会了解自己能力的局限,你所不能驾驭的,就不要忙于去驾驭;你所不能把握的,就不会急于去把握;你所不能强求的,就不会勉强。而是应将自己的精力更专注地投入一个有限的范围,善于其技,精益求精,成为某一行业的行家里手。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,你才会知道对宠辱誉毁的看法不能那么绝对,对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不能看得太重。这不但增强了耐受挫折的韧性,又能养成心如止水、宠辱不惊的持重。

  为人处世不能太较真

  俗话说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待人处世中许多事情往往都坏在“较真”二字上。有些人对别人要求得过于严格以至近于苛刻,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尘不染,事事随心,不允许有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符合自己的设想。一旦发现这种问题,他们就怒气冲天,大动肝火,怨天尤人,摆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势。尤其是知识分子,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天真,过于理想化,过于清高。总觉得世界之上,众人皆浊,唯我独清;众人皆醉,唯我独醒。用这种天真的眼光去看社会,许多人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,牢骚满腹。

  我们说“水至清则无鱼”,主要强调的是做人处世都不能太“较真”,该糊涂时就糊涂,只要不是原则问题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。所谓“水至清则无鱼”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清,而是“至清”。所谓“至清”者,一点杂质都没有,这岂不是异想天开?然而,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,小事反而不糊涂,特别注意小事,斤斤计较,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,用放大尺去丈量。普天之下,可以与言者,也就只有“我自己”,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。所谓“水至清则无鱼”并不是认为可以随波逐流,不讲原则,而是说,对于那些无关大局的小事,不应当过于认真,而对那些事关重大、原则性的是非问题,切不可也随便套用这一原则。汉代政治家贾谊说:“大人物都不拘细节,从而才能成就大事业。”这里的“不拘细节”,就包括了该糊涂时别精明的待人处世之道。

 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,他书生出身,肚子里有不少墨水。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,人情艰苦历练不少,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,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。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,可宋太宗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,决意任命他为宰相。后来赵光义病重,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,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,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、都指挥使李继熏等,密谋废掉太子,改立楚王为太子。此时,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,太宗快不行了,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,就怀疑事情有变,其中很可能有鬼,便在手板上写了“大渐”二字,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,这个“渐”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,赶紧入宫侍候。等到赵光义死后,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,商议立谁为皇帝。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,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,王继恩不知是计,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。这时,吕端便飞快来到宫中。皇后说:“皇上去世,长子继位才合情理,现在该怎么办?”意思很明显,想立长子赵元祐。吕端立即反驳道:“先帝既立太子,就是不想让元祐继承王位,现在先帝刚刚驾崩,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?”皇后听了无话可说,心里只有认了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吕端仍不放心,他要眼见为实,太子即位时,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,请求把帘子挂起来,自己上殿看清楚,认出是原先的太子,然后才走下台阶,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。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,有所防范;事中能果断决策,出奇策击破奸主;事后又能眼见为实,不被现象迷惑,不仅明智,实在是功夫老到。

  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,吕端的“小事糊涂,大事精明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如果说吕端是小糊涂大精明,那么石达开则是小精明大糊涂。

 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“封王”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,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,他同杨秀清、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。在天京事变中,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,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。之后,洪秀全隐居深宫,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,以牵制石达开,矛盾日益激化。从当时的情形看,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,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。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,但他脸不厚,心不黑,不够果断,害怕落个“弑君”的骂名,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。公元1857年6月2日,他选择率部出走,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,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。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,如果按照他原来“分而不裂”的初衷,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,向周围扩张,在鄂、皖、赣闯出一片天地来。安庆离南京不远,还可以互为声援,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,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。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到的。但是,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,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,彻底决裂,舍近而求远,去四川自立门户。石达开虽然拥有20万大军,英勇转战江西、浙江、福建等12个省,历时7年,表现了高度的坚忍性,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。公元1863年6月11日,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,手下谋士献策决一死战,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,石达开接受了诈降。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,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,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。当军中部属知道主帅“决降,多自溃败”,已溃不成军了。此时,清军又采取措施,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,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。这一个举动,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,他意识到诈降计拙,暗自悔恨。石达开被押过河后,“舍命全己军”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。此后的表现倒也十分坚强,起先,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,石达开严词以对,说:“吾来乞死,兼为士卒请命。”然而,已于事无补了。回顾石达开的失败,主要是其决策的错误,大事上犯了糊涂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。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出走。他邀英王、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;赖汉英、黄文全、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。此外,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,政治上、军事上都没有魄力提出新的构想和谋略,只是消极地常年流动作战。他虽想表示他对天国的忠心,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。这种的“忠义”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大相径庭,这种不伦不类的行动决定了石达开走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