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厚黑学 > 厚黑学经典版 > 全一卷 第23章 厚黑丛话卷四(2)

全一卷 第23章 厚黑丛话卷四(2)

    中国的圣人,是专横极了,他莫有说过的话,后人就不敢说,如果说出来,众人就说他是异端,就要攻击他。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,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,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,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,然后才有人信从。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,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,以附会己说,说朱子讲错了,他的学说,才是孔子嫡传。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,都可以独树一帜,无须依附孔子,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。不依附孔子,他们的学说,万万不能推行。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,当时的人,还说是伪学,受重大的攻击,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,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?

    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:“郢人致书于燕相国,写书的时候,天黑了,喊:‘举烛。’写书的人,就写上举烛二字,把书送去。燕相得书,想了许久,说道:‘举烛是尚明,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。’以此说进之燕王。燕王用他的话,国遂大治。虽是收了效,却非原书本意。”所以韩非说:“先王有郢书,后世多燕说。”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,恐怕只有手著《大学》的人才明白,朱王二人中,至少有一人免不脱“郢书燕说”的批评。岂但格物致知四字,恐怕《十三经注疏》,《皇清经解》,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,也逃不脱“郢书燕说”的批评。

    学术上的黑幕,与政治上的黑幕,是一样的。圣人与君主,是一胎双生的,处处狼狈相依。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,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。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,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。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。圣人就称起王来了。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,君主也称起圣来了。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,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。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,人民都要遵从;如果有人违背了,就算是大逆不道,为法律所不容。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,学者都要信从;如果有人批驳了,就算是非圣无法,为清议所不容。中国的人民,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,民意不能出现,无怪乎政治紊乱。中国的学者,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,思想不能独立,无怪乎学术消沉。因为学说有差误,政治才会黑暗,所以君主之命该革,圣人之命尤其该革。

    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,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,我只说除了孔子,也还有人格,也还有学说。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,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,无如后来的人,偏要抬出孔子,压倒一切,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。学者心坎上,被孔子盘踞久了,理应把他推开,思想才能独立,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。前时,有人把孔子推开了,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,盘踞学者心坎上,天下的言论,又热衷于达尔文诸人,成一个变形的孔子,执行圣人的任务。有人违反了他们的学说,又算是大逆不道,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。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,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。他的学说,也是不许人违反的。依我想,学术是天下公物,应该听人批评,如果我说错了,改从他人之说,于我也无伤,何必取军阀态度,禁人批评。

    凡事以平为本。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,故政治上生纠葛。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,故学术上生纠葛。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,与周秦诸子平列,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,与他们平坐一排,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,分庭抗礼,发表意见,大家蹉商,不许孔子、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,我们也不高踞孔子、达尔文诸人之上,人人思想独立,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。

    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,所以每读古人之书,无在不疑。因定下读书三诀,为自己用功步骤。兹附录天下:

    第一步,以古为敌:读古人之书,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,有了他,就莫得我,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。逐处寻他缝隙,一有缝隙,即便攻入;又代古人设法抗拒,愈战愈烈,愈攻愈深。必要如此,读书方能入理。

    第二步,以古为友:我若读书有见,即提出一种主张,与古人的主张对抗,把古人当如良友,互相切磋。如我的主张错了,不妨改从古人;如古人主张错了,就依着我的主张,向前研究。

    第三步,以古为徒:著书的古人,学识肤浅的很多。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,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,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。说得对的,与他加几个密圈;说得不对的,与他划几根杠子。世间俚语村言,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,何况古人的书,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。我评阅越多,智识自然越高,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。如遇一个古人,智识与我相等,我就把他请出来,以老友相待,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。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,我又把他认为劲敌,寻他缝隙,看攻得进攻不进。

    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,其实并莫有做到,自己很觉抱愧。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,想达第二步,还未达到。至于第三步,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。譬如行路,虽然把路径寻出,无奈路太长了,脚力有限,只好努力前进,走一截算一截。

    以上就是《我对圣人之怀疑》的原文。这原是我满清未年的思想,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,刊入《宗吾臆谈》内。因为有了这种思想,才会发明厚黑学。此文同《厚黑学》,在我的思想上,算是破坏工作。自民国九年著《心理与力学》起,以后的文字,算是我的建设工作。而《心理与力学》一文,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。

    民国九年,我定出一条公例:“心理变化,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又绘出甲乙两图,以后一切议论,都以之为出发点。批评他人的学说,就以之为基础,合得到这个方式的,我就说他对,合不到的,我就说他不对。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,用以度量万事万物。我也自知不脱我见,但我开这间铺子,是用的这把尺子,不能不向众人声明。

    我们试就甲乙两图,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:孟子讲“差等之爱”,层层放大,是很合天然现象的,便他言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与夫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”一类话,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,对于第一圈之我,则浑而不言。杨子主张为我,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,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,第二以下各圈,置之不论。墨子摩顶放踵,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,他主张“爱无差等”,是不分大圈小圈,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。杨子有了小圈,就不管大圈;墨子有了大圈,就不管小圈。他两家都不知:天然现象,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。孟荀二人,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,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,荀子说是层层缩小,就不免流于一偏了。我们取杨子的我字,作为中心点,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,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。孟言性善,荀言性恶,杨子为我,墨子兼爱,我们只用“扩其为我之心”一语,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。

    孟子言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。怵惕是自己畏死,恻隐是悯人之死。孟子知道人之天性,能因自己畏死,就会悯人之死,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,因教人再扩大之,推至于四海。道理本是对的,只因少说了一句:“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”,又未把“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,此心作何状态”提出来讨论,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,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,就是恻隐,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。一部宋元明清学案,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,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,就流弊百出了。

    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,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。怵惕扩大即为恻隐,利己扩大即为利人。荀子知人有利己心,故倡性恶说;孟子知人有利人心,故倡性善说。我们可以说:荀子的学说,以怵惕为出发点;孟子的学说,以恻隐为出发点,譬如竹子,怵惕是第一节,恻隐是第二节。孟子的学说,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,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发叶。荀子的学说,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,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,以致生不出第二节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,各有见地,宋儒扬孟而抑荀,未免不对。我解释厚黑经,曾经“汉高祖之分杯羹,唐太宗之杀建成、元吉,是充其本然之厚黑。”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,就生枝发叶横起长。

    王阳明传习录说:“孟子从源头上说来,荀子从流弊说来。”荀子所说,是否流弊,姑不深论,怵惕之上,有无源头,我们也不必深求,惟孟子所讲之恻隐,则确非源头。怵惕是恻隐之源,恻隐是怵惕之流。阳明所下流源二字,未免颠倒了。

    孟子的学说,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,但人有为我之天性,他是看清了的,怵惕二字,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。他对齐宣王说:“王如好货,与民同之。”又说:“王如好色,与民同之。”知道自己有一个我,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,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。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,是对时君而言,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,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,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,反去攀援绝壁,另寻飞空鸟道来走。

    孟子说: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”又说:“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吾字其字,俱是我字的代名词。孟子讲学,不脱我字;宋儒讲学,舍去我字。所以孟子的话,极近人情;宋儒的话,不近人情。例如程子说: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。”这是舍去了我字。韩昌黎桌锊偎担骸俺甲锏敝镔馓焱跏ッ鳌!背套雍芪叹赏,这也是舍去了我字。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,未能彻底研究,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,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。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《读史管见》读之,处处可见。

    孟子的学说,不脱我字,所以敢于说: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敢于说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敢于说:“君视臣如草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宋儒的学说,舍去我字,不得不说:“臣罪当诛,天王圣明。”

    宋儒创出“去人欲存天理”之说,天理隐贴恻隐二字,把他存起,自是很好,惟人欲二字,界说不清。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,想尽法子去铲除,甚至有身蹈危阶,练习不动心,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。于是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变成了“去怵惕,存恻隐”。试思:怵惕为恻隐的来源,把怵惕去了,怎样会有恻隐?何以故呢?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。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,我者圆心也,圆心既无,圆形安有?怵惕既无,恻隐安有?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,安坐轿中,漠然不动。张魏公苻离之败,死人三十万,他终夜鼾声如雷,其子南轩,还夸其父心学很精。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,孟子曰:“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,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。”吕希哲的轿夫,张魏公的部下,当然要算同室之人,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,未免显违孟氏家法。大凡去了怵惕的人,就会流于残忍,杀人不眨眼的恶匪,身临刑场,往往谈笑自若,就是明证。

    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,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,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,所以他的学说,才有这样的主张。把他学说的出发点寻出了,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。

    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,共有三个场所:(1)一个小孩,一个母亲,一个外人,同在一处,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。这个时候,可以说小孩爱亲;(2)一个小孩,一个母亲,同在一处,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。这个时候,可以说小孩爱亲;(3)一个小孩,一个母亲,同在一处,发生了利害冲突,例如:有一块糕饼,母亲吃了,小孩就莫得吃,母亲放在口中,小孩就伸手取来,放在自己口中。这时候,断不能说小孩爱亲。

    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,忘了第三种,故创性善说。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,故创性恶说。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,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,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,隐指第三种现象;又用义理之性四字,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。人的性只有一个,宋儒又要顾孟子,又要顾事实,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,越讲得精微,越不清。

    孟子创性善说,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,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。荀子创性恶说,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,主张设法制裁,使不至为害人类。譬诸治水,孟子说水性向下,主张疏瀹,使之向下流去。孟子喜言时,诗者宣导人之意志,此疏瀹之说也。荀子说水会旁溢,主张筑堤,免得漂没人畜。荀子喜言礼,礼者约束人之行止,此筑堤之说也。告子曰:“性犹湍水也。”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。我们如奉告子之说,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。

    苏东坡作《荀卿论》,以为:荀卿是儒家,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,很为诧异,其实不足怪。荀卿以为人之性恶,当用礼以制裁之。其门人韩非,以为礼之制裁力弱,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,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,主张严刑峻法,以制止轨外的行动。李斯与韩非同门,故其政见相同。我们提出性恶二字,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,原是一贯的事。所以说:要批评他人的政见,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。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,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,论古人,俱有卓见,独于这篇文字,未免说外行话。

    学问是进化的,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,孟子只看见前两种,故倡善性说;荀子生在孟子之后,看见第三种,故倡性恶说;宋儒生在更后,看得更清楚,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,故倡物欲说。这物欲二字,是从《礼记》上“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”两句话生出来的。物者何?母亲口中糕饼是也。感于物而动,即是看见糕饼,即伸手去抢也。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,真算特识。所以朱子注孟子,敢于说:“以事理考之,程子较孟子为密。”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,发明了一个气字,说道“论性不论气不备。”问:“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?”曰:“气为之也,气质之性为之也。”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,惜乎不能贯通为一。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,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,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,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。